Those of us who know not the secret of properly regulating our own existence on this tumultuous sea of foolish troubles which we call life are constantly in a state of misery while vainly trying to appear happy and contented. We stagger in the attempt to keep our moral equilibrium,and see forerunners of the tempest in every cloud that floats on the horizon. Yet there is joy and beauty in the roll of billows as they sweep outward toward eternity. Why not enter into their spirit,or,like Liehtse,ride upon the hurricane itself?

「《茶の本》,岡倉 天心」

Latest posts

May. 2, 2026

伦敦猴子的一生

满30岁前只剩最后一个月了。也就是说,我以2开头的日子还剩不到30天。该写几句话吧—虽然这blog没几个人看,但大概是写给后来的自己。

在伦敦的日子,又糊涂又寂寞。用我刚学会的说法,叫“混日子”。

两年前从台湾出发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伦敦生活会让我这么……怎么说呢,不是失望,是觉得好笑。伦敦啊,在很多意大利年轻人眼里是梦想。前几天回米兰,酒吧服务员要送我优惠卡。朋友说:“给他干嘛,他住伦敦用不到。”服务员眼睛一亮:“住伦敦啊!好羡慕你。”

我现在想起这句话还是想笑。到底羡慕什么呢?

两年前我也这样想。住伦敦,好厉害!谁想到住了不到两年就想走。

其实不能全怪伦敦。很大原因是,我一个人住。父母在意大利,朋友在意大利,女朋友不在我身边。来之前我明明想象会交很多新朋友。结果这个希望,像伦敦的晴天一样,听说过,没见过。

在伦敦快两年,我遇到了几种人。每认识一种,就对这个城市多明白一点。


同事

同事大多数比我年轻。年轻是年轻的,只是他们的年轻像一件没拆封的衣服,整整齐齐挂在衣柜里,从没穿过。读书、毕业、进咨询:每一步都对,对得让你不好意思想他们有没有错过了什么。他们没离开过伦敦,所以伦敦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没做过“没用”的事,所以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做。我忽然觉得,那个去了台湾、做了两年“无用功”的自己,倒像是占了便宜?

有一次我难得去办公室。不是因为我喜欢办公室(喜欢办公室的人,大概也是喜欢排队)。是因为我在家实在待了太久,久到开始怀疑下次见到同事,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新来的?

到了办公室,这不用说,也没什么好忙的。不忙还是得装忙,这是上班族的瑜伽。

下班前,几个从欧洲其他部门来的同事说一起去喝一杯。我很久没跟同事喝酒了。心想:喝杯啤酒吧,总得假装一下。反正,家里也没人等着我呀!

于是我就去了。

喝着喝着,聊起来也不错。我都不记得和同事到底聊的是什么,反正记得那时心想:今天来喝啤酒也没什么不好吧!结果那天在pub里,我的背包被人偷了。那是我最爱的皮背包。它跟我去过东京、台湾,去过很多地方,是我人生中少数比我自己还靠得住的旅伴。结果就在我决定“对人友善一点”的那天晚上,它决定离开我。

后来我想:也许它比我更清楚,那个pub不是它该待的地方。


gay朋友们

我来伦敦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好朋友。第一年我和他、还有他另一个朋友合住。那是我在伦敦认识人最多的一年 — 也几乎都是gay男生。

他们三十几、四十岁,却比二十岁的人还像二十岁。Party、酒、聚会,一样不少。我同事像退休职工,他们像留级生。

跟他们喝酒,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个旁观的人类学家:他们可以随便找人,我不能。不是因为我道德高尚 — 道德在这种场合像雨伞,没人下雨天才会记得带。是因为我有女朋友。远距离爱情的好处是,你永远有一个理由不面对眼前的诱惑;坏处是,你永远要在心里跟自己辩论这个理由成不成立。

但我理解他们。如果我是gay,尤其是从保守的地方来到伦敦,我可能也会这样。问题是:我还没到30岁,心态却已经稳定了。看着他们我有时会想,我真的属于这个城市吗?

说一个我在伦敦最难忘的夜晚吧。

那是一个夏天的尾巴,我难得参加一个“正常”的party:不是gay party,就是正常的、有男有女的生日聚会。你无法想象一个常年混迹gay party的直男,走进一个有辣妹、有庭院、有零食奶酪、有啤酒红酒白酒的派对是什么感觉。像沙漠里的人看见了绿洲。

我喝多了。不是故意喝多,是开心,很久没跟女生聊天了,一聊就刹不住。

问题是我是骑脚踏车去的。朋友借我的脚踏车。我必须骑它回去。

更麻烦的是,我喝醉了,天黑了,而伦敦的郊区,每一条街都长得一模一样。像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迷宫的设计师可能喝得比我还醉。

我迷路了。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导航。然后撞上了一个路障。我用一只手骑车,没看见,也来不及躲。

摔倒。

醉了的人摔倒不会痛,只会觉得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很糊涂。我坐在路边休息,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伦敦郊区的那种空,不是安静,是不存在,像一个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不是噩梦,就是……不存在。

然后我睡着了。就在路边。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正神奇地骑在脚踏车上。我不记得是怎么上去的。我说不行,太醉了,又停下来。又休息。又继续骑。

那天晚上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才到家。

但奇怪的是,那是我在伦敦第一年最深刻的经历。不是因为喝醉,不是因为摔倒,而是因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觉得我跟伦敦面对面了。以前我们只是互相住在同一个城市。那天晚上不是。那天晚上,我见过它最丑、最乱、最让人迷路的模样。它也见过我喝醉、摔倒、在路边睡着的模样。像两个陌生人终于互相介绍了一下。伦敦,你好。我见过你了。你也见过我了。现在我们不算陌生人了。


Whitechapel

现在我住在Whitechapel,东伦敦的孟加拉裔穆斯林社区。

搬来之前听说这里不安全、落后。结果发现,伦敦最有意思的地方可能就是这里。

这里保守,女性很少出门,戴头巾。但恰恰是这个保守的地方,给了我一种在伦敦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真正的社区感。大家都属于同一个群体、同一种生活。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伦敦其他地方的“国际化”,是消费层面的国际化。吃泰国菜、喝澳式拿铁,听印度的音乐,这都可以。一旦进入工作、生活、思想,别说政治,国际化早就消失了。大家还是英国逻辑、个体逻辑、消费者逻辑。

Whitechapel不一样。那里的国际化不是消费,是真实的生活。

当然,住在清真寺楼上也有它的特色。

穆斯林一天礼拜五次。有时候是凌晨三点、四点。他们用麦克风。我渐渐认得出两个声音:一个声音好听,像远方传来的、经过调音的叹息,我听完翻个身继续睡。另一个声音……怎么说呢,像有人把一只猫塞进了手风琴。他一开口,我就醒了。不是普通的醒,是那种“这一夜再也回不去了”的醒。

对面还住着一位老先生。亚洲面孔,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我猜是越南人或广东人,因为他说的话不是中文,但有点像。他每天在家门口走来走去,绕圈,边抽烟边端着一个杯子:我至今不知道杯子里是水、牛奶、还是茶。

他有个习惯:深夜骂人。骂得很大声。

我刚搬来的时候,第一天听见,还以为外面出事了。结果是他。第二天,还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出来骂。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但一开始我真的想问自己:我到底搬到了什么地方?左边是凌晨三点的麦克风祷告,右边是深夜骂街的老先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是一个你真的能听到邻居声音的地方。在伦敦其他地方,你听不到任何人。这里不一样。这里太不一样了。


朋友买房的故事

最后说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对伦敦的感觉,变得有点复杂。

还是那个把我招来伦敦的朋友。第一年我们合住。后来他家出了一件事,老人家好像过世,留了一笔钱。父母把钱给了他,让他在伦敦买房。他打算买完之后租我一个房间。

我女朋友问我:“你有问他房租多少吗?”

我没敢问。

不是不想问,是怕答案。怕他说高了,也怕他说低了。我心里隐约觉得,他可能想让我帮他付房贷,但这话又不能说出来,说出来显得我小气。

后来我还是问了。他说一个房间,1200镑,不含水电。那个房间比我当时住的还小。我当时付900。市场上同类合租,大概800到1000。

我不觉得他故意占我便宜。也许他只是算了一笔账,房贷多少,成本多少,然后报了个数。也许他根本没想过“朋友”这两个字应该打折。也许换作我,有了这么多钱,也会一样。毕竟伦敦的房租就是这么贵,而人情这种东西,又没有市场价。

只是这件事之后,我对伦敦的兴奋感像被扎了个小孔,慢慢泄了气。不是炸了,就是,你知道它在泄。

当然,用我一个故事去说一个城市,不公平。伦敦毕竟还有Whitechapel。所以只能说:我对伦敦的期待,因为这些事情,打了点折扣。

至于未来?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要待多久。

但最后我还是想对30岁的自己说一句话:我很感恩20到29岁这十年。这十年可能是我这辈子最丰富、最快乐、最接近梦想的时候。我不知道30岁后会怎样,会不会更单调?但20岁的我,读书、留学、到处跑,做了很多“没用”的事。

真的,这些事后来都变得有用了。至少,它们让我知道怎么写完这篇post

Aug. 17, 2025

Back to base

It’s back to base, as one sign which I’ve seen on the glass façades of Gatwick airport recites. That base is, presumably, London: and that sign wouldn’t be there if it wasn’t addressed to Londoners returning home after one of their escapades, more likely than not from abroad. The question is, then, is it addressed to me as well?

I have indeed, just come back from a short trip back home. Last Saturday was my dad’s birthday, and having received some travel allowance for the company’s summer party, I decided to take the chance and make him a surprise. Rather than taking the train back to London from Brussels, I booked a flight to Italy instead: I showed up at the door without notice.

Jun. 4, 2025

Rabbit stews

Infanzia

Everyone has some childhood memories, says my Chinese textbook. Some memories are good, some are bad, but all of them are equally engraved somewhere in the depths of our hearts. Well, let me dig a bit, see what I can find.


Sundays were a source of anxiety for me, when I was a kid. Don’t get me wrong, I never had to attend mass or anything like that: I was born into an agnostic family. But however agnostic, my family still had to respect the sacred tradition of Sunday lunch. Almost every Sunday, for lunch, my parents and I would go visit my maternal grandparents, who lived just a few blocks away from us: for my mom, going every Sunday was a sort of filial obligation. And despite her brother and sister being objectively less burdened than her by any kind of filial duty, they would still meet, the three of them, at least every other Sunday at the elders’ house. But my mom, being extremely filial, was always the first to arrive. She would pressure me and dad to hurry up and get ready, and than, seeing how sloppy the two of us were, she would just leave first, reminding us to hurry up as she left the house. Normally, me and dad would follow suite, between fifteen and thirty minutes later.